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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虽然归属于美术院，但是因为是独立摄影师的身份，在院里只是做个与摄影编辑有关的闲职，偶尔去学校教几节选修课（一般是夏季课程）。再回温哥华前，环球地理杂志邀请我帮他们做一栏与极限生存有关的节目，他们和电视台商量好要求真人自愿冒险，杂志纪实的版面和内容由特邀摄影师负责审核编撰，节目剪辑归电视台管理审核，杂志编辑处特约参与。

    本来这次我答应跟拍这次的节目，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和杂志主编的交情，第二个是他们答应了我的条件，作为特邀摄影师，我只需要做跟踪拍摄，将不需要任何出镜。但是等制片人和我领导沟通之后，即使我起先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他们在最后一期节目中，给我和我的团队剪辑二十多分钟的镜头。

    美术院要得到社会的关注，需要曝光度和话题，像我这样的闲职工作者，能为院里做的贡献大概也就是趁此机会帮助我们美术院进行宣传。因为还没有开学，等节目做完，基本上我就完全闲下来了。

    我给Ge

    e放了长假，她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需要入院安排手术，这个时候留两位老人在家中，她不放心。我特别能懂那种当亲人生病，恨不得放下一切去照顾和陪伴他，希望自己能够减轻他的痛苦的感受，于是我跟Ge

    e说可以等她将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安排好之后再回来，Ge

    e替我安排了后面两个月的行程，第二天她就飞回韩国了。

    我有半个月的时间休假在家中，反复查看我相机里一路拍摄下来的照片，有些直接导入到了我的电脑里，查看文件夹，发现还有好几年前拍的照片。我会挑选出一些我满意的，有些我不满意有感觉的去暗室冲洗，通常一待就是半天。

    几天前在一次采访中，一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问我下半年有什么拍摄计划，什么时候会再举办一次个人摄影展，我没回答她。当我以前的导师问及我差不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并不是忙得没有想过下半年计划甚至未来一年的计划，而是我完全想不出来。甚至这两个月来，我甚至都没拍出让我特别满意又有感觉的照片。

    园林文化的继承和遗失，人与自然的关系，信仰与路程，梦想的远方和现实的囹圄，那些海底山崖的风光旖旎，遥远浩瀚的宇宙星空，我都拍过了，我想接下来我要继续拍的主题还是人。但是我还不知道应该把我的工作聚焦到哪一个群体，也许是我的生活还没有碰到过这个群体的人，所以没有这个冲动和感悟让我开始。

    我在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学长准备出发去可可西里，去拍一期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题。这个话题近年来一直引起社会很高的关注度，他在学校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研究，非常有信心，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说，要去可可西里的话，我应该选择一个美好的时间，带着美丽的心情去赏美丽的高原风光，一路走一路拍，什么也不想。

    “怎么？”他表示疑惑，“你觉得这个专题不够吸引你吗？”

    我说：“恰恰相反，这个选题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很有社会关注度。”

    “那是为什么？”

    “做了个调查，这个月从无人区回来的独立摄影师或者摄影团队至少已经有三批了。”我停顿了一下，开玩笑说：“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保护站的人是要保护摄影师，还是保护野生动物了。”

    学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亦觉得话说得有些重了，明明他的出发点是好事，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能力和影响力，一定能让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跟他解释：“我的意思是无人区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但只要非法猎杀和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依然存在，无人区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平静，保护站和保护站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安全。”

    学长难掩焦虑：“深入无人区腹地，拍摄最真实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没有保护站的工作不行。如何从一众相同的主题作品中，有头脑有立意的脱颖而出，也是头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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