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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情十分很豁然，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深入交流，抛开彼此的身份差距，我们也算是有点儿默契。

    “你和院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他突然问我，“他一直都让我花点心思关照你，似乎把你安排在哪个位置都不合适，有时候还会问起你的事，我说多说少都不好。”他还有些懊恼的样子：“不过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做在出卖你，你只是我的职员，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

    我了然，三言两语跟他简单说明：“我跟院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过我确实是因为他跟我的老师认识我才来的美术院，不过我跟院长并不熟，要说关系，我们应该算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所谓互惠互利，沃特先生一想就会明白。

    我们差不多说了整个午休的时间，沃特先生谈及初次见我的印象，除了他在我的简历上看到的那句“哈苏国际摄影奖得主，新秀华人摄影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某个同事的生日聚会上，有人说在我面前说起院长将我安排在摄影学院，是给沃特先生安排了一个花瓶在办公室里摆设，被我听到后，我直接是这样对她说的，我说：“在我的故乡，我们不会那么无礼用“花瓶”形容一个人，而是会婉约地提醒她不要尸位素餐。我是不是尸位素餐，你日后便知，不过你是不是蝇营狗苟，我自有分晓。”

    沃特先生说他问了好几个认识的中国的朋友，才把我的原话翻译出来，为此他还去翻了中华成语词典。那时候他对我第一个印象是不仅心气高傲，而且牙尖嘴利。

    我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倒很好，书香门第出身，行为举止严谨得体，又在一些不引起注意的小细节上透露出一点天真的天性，比如会在拍摄自己满意照片时，很自然的会半闭着另一只眼睛。

    他大笑，说这个他自己都没注意。

    谈话至最后，他祝愿我事业生活更加顺心，也很开心我如今状态已经完全康健，说得感觉好像我们是在告别一样。

    不过我很难想象，他在网上看到有关PTSD的案例，有几例极端的因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的选择了自杀，他是因为这个担心我也会走同样的极端，所以担心了几日。不过现在看到我已经治愈，他感到欣慰很多。

    我到最后也没有跟他说起我打算离开美术院的事，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直到安先生回来，我更加确定了。我没有那个时候告诉他，是想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也许再有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或者更长，但我不想现在说出来让他多想。

    我一直觉得我算是一个对离别或者告别比较看得开的人，当时下定了决心，想到我将要跟美术院的一切告别，也将离开我的这群同事的事实，我也没有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在真正离别倒计时的日子，我突然无法忍受，也一直很不舍。

    我也知道人一辈子谁都会是一条单行的轨线，只有有幸才会找到与你不断有重合点，轨迹和终点都相同的人。至于其他人，他们只是跟你交汇或者同行一段时间，总有一天，你发现他们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离你已经很远了。可是也总有些那些不舍得离你太远的人，即使你们走的路不同，即使你走得比他们快很多，但是只要你还记得回过头去看，就总会看到他们就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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